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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嗯。闸北纱厂的。举着木牌子，喊着要‘八点钟做工’‘按月发薪’‘不许打骂工人’。”

    李弥把瓜子揣进布兜，“老大，这是这个月第八回了。上回是邮局的信差，您下去讲了半点钟‘食君之禄忠君之事’，散场没人喊打倒军阀了，都围着您问‘上个月扣的慰劳捐，能不能折成米发’。

    这一回您要不要也去讲两句？就说‘做工的和带兵的，都是为国家出力，名分不同，恩典一样’。”

    “不一样。”李守愚把烟抽完最后一口，“学生还能听你讲大道理。工人不听大道理，工人听肚子的道理。你去跟一个一天做十四个钟头、两班倒连轴转、一个月只准歇一天、一个月拿八块大洋的纺纱女工讲‘恩典’，她拿纺锭砸你脑袋，我都不拦着。”

    他走到窗边，撩开蓝布窗帘一条缝往下看。队伍已经走到了苏州河边，几个穿长衫的学生领头喊口号，后面的工人嗓子都喊哑了，只能举着牌子跟着挪步子，脚步沉得像拴了铅块。

    “你看，西洋人的规矩到了咱们中国，没有不变味的。”李守愚放下窗帘，靠在窗框上，“西洋的工人罢了工，厂主得坐下来谈，谈不拢就加工钱减时辰。

    咱们的工人罢了工，厂主一个电话打到工部局，巡捕房的水龙头和警棍就来了。打够了，抓够了，工人回去接着上工，时辰照旧，工钱照旧，厂主下个月还能再扣五毛‘爱国捐’。唯一变的，是下个月还会有第九回。”

    李弥挠了挠头。“那他们还闹个什么劲？在家躺着不好吗？”

    “因为除了闹，他们没有别的路走。”李守愚端起粗瓷茶碗，吹了吹浮在上面的茶叶沫，“你让他们去找厂主说理，厂主说‘不愿做就滚，上海滩有的是饿肚子的人，过了四十岁你想做我还不要’。

    你让他们去市政府告状，门房说‘总长不在，改日再来’，改日再去，门房说‘这事归社会局管’，跑到社会局，又说‘这事归警察局管’。

    你让他们去报馆登文章，报馆的每个字都标着价钱——头版通稿五千大洋，街头号外三千，辩白声明五百。你要是肯出一万，明天全上海都知道你是活菩萨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，指尖敲了敲窗台。

    “他们什么都没有。没有地，没有钱，没有靠山，没有说话的地方。

    只剩两条腿和一张嘴。两条腿走路，一张嘴喊冤。喊完了，挨完打，回去接着被榨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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