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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1932年六月，洛阳。李宇轩蹲在大队长官邸门口的台阶上，军装扣得严严实实，领口勒得脖子发痒。腰上那把皇太极的刀没了——上个月抵给戴笠了，换了三百支汉阳造和四十箱手榴弹，从十九路军手里倒过来的。

    他站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土，走了进去。

    大队长坐在藤椅上喝白开水。桌上搁着一碟花生米，剿共战报压在茶杯底下。

    “少东家。”

    “说。”

    “我想去上海。”

    大队长把战报从茶杯底下抽出来，看了他一眼。“上海没有匪。”

    “有，地下党。少东家说过，攘外必先安内。安内不能光在江西安，上海是全国的财源。财源稳了，前线才稳。”

    大队长端起白开水喝了一口。

    李宇轩站得笔直。这话是大队长自己说过的，他一个字没改，重新拼了一遍。

    “景诚。”大队长把杯子放下，“你是嫌洛阳太闷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但我也确实想去替少东家看着上海。”

    大队长靠在椅背上，看了他好一会儿。

    “去吧。记住，你是去剿匪的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

    出了官邸，副官在门口等着。

    “师座，校长准了？”

    “准了。”

    “咱真去上海剿匪？”

    李宇轩看了他一眼。“上海没有匪。”

    “那咱去干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找匪，找不着就造匪，造不出来就查税。”

    副官把这句话记在了本子上。后来这句话在警卫第三师内部传开了。张灵甫听了，跟胡琏说师座这话听着像土匪说的。胡琏说不是像，就是。

    六月下旬，上海闸北。

    一栋灰扑扑的小洋楼门口挂上了新牌子——“上海特别市剿匪司令部”。字是魏碑体，漆得锃亮。附近卖生煎的老刘头路过，歪着脑袋看了半天，回头跟修鞋的老赵说：“又来一个吃闲饭的。”

    老赵嘴里叼着钉子，含含糊糊回了句：“比上一个牌子大。”

    李宇轩住进去头一天，把张灵甫、胡琏、李弥叫到二楼，窗户全关上。

    “从今天起，上海所有码头、仓库、商铺，重新核定税额。”

    张灵甫愣了一下。“师座，咱不是来——”

    “税就是剿匪。剿匪要钱，钱从税来。”李宇轩把一张上海地图铺在桌上，手指头点在十六铺码头，“原来交一百的，现在交一百五。原来交一千的，现在交两千。”

    胡琏皱了皱眉头。“师座，上海的商人去年刚搞了个废止内战大同盟，七十二家商会联名。咱们这么搞，他们肯定要闹。”

    “闹？”李宇轩坐下来，翘起腿，“告诉他们，这钱是校长剿共花的。敢闹就是反对剿共。反对剿共就是通共。通了共，我就能名正言顺查他们的账。”

    李弥第一个笑出声。“师座，您这逻辑，闭环了。”

    “还有。”李宇轩补了一句，“孔祥熙那边我打过招呼了。收上来的税，三成归财政部，三成归校长，剩下的归我们。”

    胡琏恍然大悟。“怪不得您敢这么干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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